黄河研究 ｜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比较优势发挥与路径重塑（上）

文章目录

前 言

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内部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发展条件和外部动力的差异，区域经济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成为基本国情。从空间维度看，这种不平衡长期表现为“东西差距”，即从沿海至内陆形成了典型的经济地理梯度格局。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近年来又呈现出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加速崛起、南北方经济分化加剧（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份额“南升北降”）、不同地区间转型发展的动力差异明显等新的现象。

流域经济是一种以江河为通道、以物流为纽带或轴心的特殊区域经济，是自然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和跨区域范围内经济的结合体，可通过整合和优化流域内各种资源而形成具有一定分工协作的经济带。作为极为重要的大河流域，当前黄河流域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综合竞争力优势不够凸显，流域内部经济联系相对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黄河流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较大压力。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国家明确提出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新的发展环境下，黄河流域经济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和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已成为当前亟待探讨的问题。

黄河流域面临的新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空间战略发生了显著调整，不同区域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定位、地位发生改变，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重心、路径随之调整，黄河流域发展迎来了新的外部机遇。

（一）黄河流域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明确

从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黄河流域曾经诞生了辉煌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长期居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但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大潮中逐步落伍，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质量不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表明尽管黄河流域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弱于长江、珠江等大河流域，但其在全国发展格局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得到明确。

（二）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将不断提升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转型期和调整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区域是经济要素的承载空间，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单元，各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支撑国家整体目标实现的迫切需要。黄河流域纳入国家战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特定空间上的落实，将助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由以往的规模扩张和资源要素驱动逐步转为高效、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最终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动力系统。

（三）黄河流域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域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一系列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产生，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实际上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新的阶段。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黄河流域长期存在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水沙结构不合理等复杂的生态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约束。随着黄河流域国家战略的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与重大工程项目的逐步落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逐步协调和破解，黄河流域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域。

（四）黄河流域的整体功能发挥与内部协调发展将受到重视

1984年公布的“七五计划”，第一次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划分。同时，相继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实现了国家战略在地域上的全覆盖。经过长期发展，这种空间战略表现出显著的局限性，即切割了流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合，致使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造成了大区域环境治理难度加大与生态补偿的缺位。近年来，国家空间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突出表现为国家先后对珠江—西江、长江、淮河、汉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进行针对性规划（见表1），空间战略走向注重区域内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以流域为对象的空间战略更加顺应自然地理规律，注重流域经济的横向联系，更有利于实现经济、文化、生态等各类要素的关联与融合，便于流域整体功能的发挥。由于黄河主要通航能力的丧失以及上下游面积的极不平衡，黄河流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的先天制约。同时，从沿海至内陆的广阔纵深驱动了上下游经济地理梯度格局的形成。黄河流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极大地提升了外界对流域整体功能发挥和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对于破解黄河流域内部经济联系不强、发展差异大的“顽疾”与实现内部协调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基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全面认识，可从规模、产业基础、中心城市、经济地理区位等方面对黄河流域比较优势进行全面把握。

（一） 全面认识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以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为基础，并由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米尔森等人发展完善。比较优势理论可简单概括为：基于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各国分别从事凝聚不同要素强度产品的生产并形成各自比较优势，从而使国家之间进行产品贸易且均能获益。比较优势理论不仅广泛应用于国家之间贸易以及后发国家赶超研究，也被应用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与赶超研究。尤其在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往往基于地区的比较优势。总体来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全面认识需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不同主体（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差异所带来的相对优势往往取决于外生因素，而自然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和国际自然资源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资源比较优势难以长时间维持，并且有可能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因此，传统比较优势是静态和外生的，没有考虑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可转换性、可创造性和动态性。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资源和低廉劳动力供给变的不可持续，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要拉动力，消费能力、内需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将变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本地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产业聚集也就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比较优势，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对产业和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超过传统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主体之间经济互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小，而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强，资本和劳动可以无障碍地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早在与资源禀赋相对稀缺性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形成之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这表明，特定地区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特点，可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事先的认识和判断，但比较优势的真正发挥只能依靠一系列条件而实现。

三是现实中在进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分析时，比较优势的内涵可在其原有理论界定的基础上适当拓展。原有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指的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率水平的相对优势，而现实中区域比较优势的研判，其覆盖面还可包括该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对外开放、特殊政策优势等，呈现更加综合的优势特征。

（二）黄河流域的规模优势

随着近年来对中国大国经济的研究，区域的规模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类似于欧洲的体量，使自身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独特的内部循环结构。对一个经济体或区域而言，依托大规模的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能够形成叠加耦合效应，可在生产率、产业体系、创新创业创造、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形成比较优势。尽管黄河流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够高，但其经济要素的诸多方面在中国七大江河流域中仍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这也是黄河流域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

第一，地域规模优势。一方面，黄河流域范围宽广。黄河干流全长5464千米，东西跨越23个经度，南北相隔10个纬度，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千米（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千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流域面积和流经省份数量仅次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统筹空间巨大。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地域结构多元特征明显。黄河发源于“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途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多种地形区，跨越高原山地、温带大陆性和温带季风等气候区以及干旱、半干旱、半湿润等降水类型区。地形、气候等自然要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黄河流域多元化的资源禀赋特征，为相关经济要素的数量、质量与结构提供了天然基础。

第二，能源资源规模优势。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拥有宁东、蒙西、陕北、晋西、陇东等大型能源基地，能源资源规模优势极为突出。依托中商产业研究院产量数据库，整理2018年各省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数据，并对七大江河流域能源产能进行测算（结果见图1、图2、图3、图4），可以发现，黄河流域煤炭储量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2018年核心省（区）产出量高达27.9563亿吨，远远高出其他六大流域。二次能源电力的产量上，2018年黄河流域核心省（区）高达21847亿千瓦时，仅次于长江流域，并远高于其他流域。在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上，黄河流域核心省（区）高达6296万吨、569亿立方米，远高于其他流域。从省域尺度来看，黄河流域能源分布极不平衡，内蒙古、山西、陕西的煤炭产量极高，山东、河南、宁夏、甘肃、青海均高于其他多数省（区）。发电量上，山东、内蒙古分别位于全国第1、3位，山西、河南均高于全国平均规模。此外，黄河流域还拥有显著的风能、太阳能优势。《2018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显示，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的陆地海拔7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全国省域单元中分列1、6、8、11位，晋北、蒙西、宁夏、甘肃、青海2018年年水平面总辐射量均在每平方米1400—1750千瓦时，太阳能资源高于除青藏高原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

第三，人口与经济规模优势。2018年，黄河流域核心省（区）人口总量高达3.37亿人左右，经济总量高达19.79万亿元，在七大江河流域中，仅次于长江流域，具有显著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优势（见图5）。从省域尺度来看，山东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全国分别位列第2、3位，河南分别位列第3、5位，规模优势明显（见图6）。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一方面，黄河流域仍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能力、内需市场、需求规模等内生变量作用的加大，黄河流域较为广阔的市场也将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

（三）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优势

黄河流域农业条件好，拥有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等粮食主产区和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畜牧业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水果、蔬菜、中药材等拥有较大产量和品牌优势。

当前，黄河流域形成了大规模和具有强竞争力的食品加工产业。依托能源资源优势，黄河流域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在能源化工、传统材料、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方面拥有较强的产业体系。此外，随着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份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高新技术和现代物流产业集群。

（四）黄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优势

当前，区域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及周边地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逐步强化，并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中心城市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集中程度，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的核心表征。依托各省（区）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对各省（区）、各流域中心城市的人口、经济规模与集中度进行统计和测算③，可以发现，从流域尺度看，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人口、经济平均规模以及中心城市人口、经济集中度在七大江河流域中均处于末位（见图7、图8）。但从流域内部尺度看，基于省域的比较显示，陕西、宁夏、青海3省（区）中心城市的人口集中度高达0.23、0.21、0.17，均位于全国前5位，青海、宁夏、陕西、甘肃4省（区）中心城市的经济集中度高达0.35、0.34、0.33、0.27，均处于全国前8位（见图9、图10）。这表明，黄河流域中心城市整体发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对整个流域的引领、带动能力仍然有限。但从省域看，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省（区）具有十分显著的“强省会”特征。尤其是西安，其城区人口已将近900万人，成为中心城市较高集中度的典型代表。“强省会”型中心城市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通过聚集各类经济要素，对全省发展产生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黄河流域还拥有以山东为代表的双核型省份，尽管单从济南或青岛来看，其人口与经济集中度都不够高，但二者从整体上实现了对省内的有效带动，体现了区域经济较高水平的均衡。从城市地位看，郑州和西安是国家明确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济南、青岛为副省级城市，以上中心城市均拥有较高的规划定位或行政级别，为经济要素的集聚和对周边的带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五）黄河流域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

近代以海洋方向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当前国家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山东省依托沿海港口优势，成为黄河流域经济最发达省份。山东之外的其他省（区）均呈现典型的内陆区位特征，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国家进入全面开放、陆海统筹、门户引领的发展新阶段，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由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其区位弱势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一方面，黄河流域多个省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西向流通上，黄河流域是中欧班列的重要通道。西通道对国内经济地理重塑的影响也更大，西北地区广阔的纵深以及与中、东部地区紧密的连接性对于拉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已建立不同等级的陆港群和空港群，为“一带一路”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以西安、郑州、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以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代表的枢纽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黄河流域内陆地区不沿海、不沿江的区位劣势，成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依托。同时，黄河流域拥有郑州、西安、济南、兰州等极为重要的铁路、公路枢纽，在中国东中西、南北方地区的流通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