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商人的生意门路（九）

历史上，黄河商人的生意门路十分广泛，从“居肆列货、以待民来”的坐商，到“负任担荷、以同四方”的行商，再到走街串巷、游乡过镇的小商小贩，几乎无所不包。但由于受地域物产和人们多年形成的风俗习惯的影响，黄河商人的生意门路同其他地域相比，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并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商贸民俗现象。

        客商

        客商是指作客异乡，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地方进行商业活动的黄河商人。历史上，在黄河民间，出外经商的习俗十分盛行，通都大邑至乡村小店，到处都有黄河商人的身影。黄河客商习惯上外出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地区。
        （一）东北地区。据记载，在明朝末年，黄河商人即已开始进入东北地区，明万历四十年（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山东、河东、河西等豪商书“七大恨”大字，令其带回关内，可见当时黄河商人已开始在东北地区活动。清入关后，蒙古一带归入清王朝统治，蒙古重镇归化城的商业活动由此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在镇压噶尔丹叛乱时，黄河商人随军进入现外蒙古草原进行贸易，除供应军队外，还和草原牧民进行交换，从此，广阔的东北松辽平原和蒙古草原成了黄河商人大显身手的又一地区，由于对蒙贸易一般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为绥化城），所以上述两地的商贸业迅速繁荣。《云中郡志》记载，当时张家口“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建居，婚嫁随之”。说明当时已有许多山西商人定居于此。又《旧管见闻》载:“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一千两银子。”说明当时张家口的贸易规模已相当大。清朝时，旅居蒙古的黄河商人所开设的商号也很多，如有名的“长盛川”“大盛魁”“大昌川”“复盛号”等。当时对蒙贸易的另一条道路为张家口到杀虎口，据《绥远通志》记载:“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在对蒙贸易的黄河客商中，既有行商也有坐贾，行商主要活动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途中无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运输，自携锅帐。”运输的货物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而以其它杂货附之，运回的货物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坐商主要活动于张家口、归化、绥远、包头等地。其中以包头为最盛，当地曾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晋中的一个商业字号，说明当时山西商人在包头的势力是相当强大的。

        （二）西北地区。在西北地区，黄河商人也十分活跃，如在宁、蒙、甘三省（区）交界的定远营，其最大的商号“祥泰隆”即为山西平遥县人所经营，它以经销皮毛运往内地，然后贩运日用百货于当地销售为主，在当地及皮货商界十分有名。此外，黄河商人在西北地区开设的“晋益恒”“庆和成”“集文吕”等商号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他们以西北特产药材甘草的贩运为主，行销河南、河北、天津、湖北、湖南、上海以及朝鲜、日本等地。在新疆的塔尔巴哈儿、伊梨、和田、叶羌等地，也有“山陕江浙之人，不避险远，货贩其他”。他们从新疆运回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销往丰镇、归化、包头等地，然后又把内地的绸缎、布匹、日杂运往新疆，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三）江南地区。旅居于江南地区的黄河客商主要为盐粮商人，明朝实行“开中法”制度后，输粮纳草以为盐引，然而贩盐走江湖的黄河商人多居于两淮、两浙和扬州一带。他们的活动范围是由江西到宣府、大同，再由宣府、大同经四川到江南，行程达数千公里，活动的范围几近大半个中国。据《扬州府志》记载:“……于是商遂分而为三，曰边商，曰内商，曰水商。边商多沿边土著，专输纳米、豆、草来中盐，中己所在出给仓钞填堪合，以赍投运司给盐引，官为平引价，听受直于内商而卖之。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专买盐引，下场支盐，过桥霸上堆候掣，亦官为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从上述记载看出，在江南等地，黄河的客商也相当多，此外，在四川、两广、云南、贵州等地以及东南亚诸国，也曾有黄河商人的足迹。

        总之，明清时期，黄河的客商曾十分盛行。从日本的神户、大阪、长崎、仁川，到新疆的堪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曾留下了黄河商人的足迹，从茫茫的蒙古大草原，到森林茂密的东南沿海，你都可以看到黄河商人的身影。无怪乎在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黄河商人在外经商，不仅大大促进黄河流域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这种风俗对黄河与各地的文化交流也起了促进作用，如太谷花灯就是由太谷客商从苏州、杭州等地引进的。同北部蒙满各族人民的贸易，也使黄河流域和上述各地的人民在生活习惯、日常用语、地方体育等文化形式上，形成了特定的融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