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古堡 偏塞要寨——来自偏关天峰坪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启示

考古云讲堂——偏关天峰坪遗址

偏关县地处晋西北，
是黄河入晋的第一县，
俗称偏头关、偏头寨，

与宁武关、雁门关并列三关。

 图一  偏关地标“中华长城古堡（台）第一县”

古有“三晋屏藩”、“晋北锁钥”的美誉，

并被冠以“中华长城古堡第一县”的称号，
境内长城绵延，古堡林立，
自古即以战略要地著称于世（图一）。

图二  天峰坪遗址周边地貌（东-西）

天峰坪遗址位于黄河左岸的

偏关县天峰坪镇天峰坪村东，

地处关河入黄河口处附近，

是一座孤悬河岸的小型寨堡（图二）

图三  进出遗址的通道（西-东）

该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
所在地三面环河邻沟，
仅西北侧留有一窄梁以供进出，
位置封闭，地势险要，
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图三）。

2019年9月-2020年8月，
为配合忻州市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偏关段的建设，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对该遗址所在台地北部进行了一次发掘，
 

清理护坡等石墙4段、房址近20座、
灰坑30余座、墓葬2座，

此次揭露的遗存以阿善三期为主，
此外，还有部分龙山时期堆积。

左岸古堡

天峰坪遗址始现的前夕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次大转折阶段，随着南方史前文化巅峰的上演，中原地区迈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如陶寺、孝陵等为代表的一些大型聚落，天峰坪所在的黄河两岸地区，虽经新石器时代数千年的积淀，仍受先天地理环境和山地经济的局限，文化社会的高峰到来稍显迟缓，在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社会危机四伏，聚落选址一改仰韶中晚期的坡地倾向，转向河前险峻的梁峁之上，并借助当地基岩暴露出的丰富石材，采石筑台，砌建寨墙，形成一个个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小型寨堡，偏关天峰坪遗址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于黄河左岸出现的一处小型聚落。

从调查、发掘发现的遗存来看，该遗址总体规划有序，形成一个在台地边缘砌筑护坡石墙，台地上下修建有部分房址，生活垃圾倾倒于台地边缘的布局模式，且在不同阶段其聚落的微观形态又略有变化，即掩埋原有部分生活区的同时，向外扩展了部分生活空间。

发掘情况表明，整个发掘区堆积经历了兴建、废弃、重建、再废弃……等多次反复的过程，存在多个阶段的房址，延续时间数百年，已清理的遗存以台地边缘的护坡墙及台地上下同时期房址为基本要素，其始建年代不晚于距今4500年，再此之前该处为一断崖，台地上下落差超过3米，此后在上下台地修建了一批部分半地穴房址，其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北向、南向的石砌房址，上述主体遗存结束后，在距今4200年前后，伴随着鬲、甗等器形的出现，进入该遗址史前的一个衰落期。

图四    发掘区东部房址（北-南）

该遗址最大特色就是台地上下分布的10余座相对完整的房址，多为石构建筑，包括连间和独立的单间房址（图四），从聚落布局上虽有逐步向外扩展生活空间的阶段性变化，但在台地上下建筑房屋的基本生活格局并未大变。

天峰坪遗址所见石砌连间排房发现两座，基本形制规整，呈长条形，数间连为一体，此后这类房址在碧村遗址也有发现，并作为小玉梁地点顶部的核心建筑，门前留有广场，四边砌筑护坡墙，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

这类连间房址在此前的黄河两岸地区并无根基，更多流行于南面，郑州大河村、蒙城尉迟寺、天门门板湾等遗址的发现较典型，被称为“长房”，多采用木骨泥墙、烧土墙或土坯墙。黄土覆盖的黄河两岸地区，土壤含沙大，对粘度要求较高的土坯、夯土的认可度并不强烈，更偏好于利用现成的沉积块石，筑墙垒坡。

天峰坪遗址的连间房址多无灶址发现，与独立单间房址常设灶址的情况不同，应有特殊功用。虽然就单个面积来看，其分间与独立的单间房址规模大小相差无几，且其整体地位也并不占绝对优势，建造位置也相对随意，在整个居址边缘地带也有这类房址的分布；但以主建筑为中心的布局规划贯穿始终，如以连间房址F4为主建筑，附近还有同期房址围绕其分布，形成一个“小团体”，尽管其没有碧村小玉梁石砌排房这类核心建筑突出，却仍有主次之分，这又成为连间石砌排房的一个演进方向，从小范围的主建筑向聚落中心的核心建筑发展。

这类石砌房址建造较为考究，多为先于地面挖一预设面积的浅坑，并平整地面，再砌筑墙体。小型单间房址四面石墙大体一气呵成，拐角以流畅的圆角过渡，不见明显的接茬。规模略大的连间房址墙体建造步骤清晰可见，以F4为例，先砌筑南北主墙，再倚靠主墙砌建分间隔墙及东西两侧外墙；时代略晚的F11其分间隔墙亦为紧贴主墙而建，但东南边缘的拐角却为流畅的圆角，反映了该房址先建筑了南北主墙及东西两侧外墙，形成长方形的框架墙，又于内部砌筑分间隔墙。

墙体采用内外两重块石，以草拌泥为粘合剂，错缝平砌而成，中间填塞土石，其宽度以内外每层块石的大小和中间填塞空间的尺度来控制，两侧以块石的规整立面示人，上下砌石整齐延伸。

图五  F1（东-西）

地面、墙面的处理以F1最为明确，均涂抹白灰，值得注意的是，较完整的石砌房址内侧墙壁保留一层厚厚的草拌泥，其上再涂抹白灰，与地面连为一体，起到保暖整洁效果，这一方式同样见于碧村小玉梁排房中的F4，使我们更加确认了石砌房址内侧墙面的这一处理方式。以往发现的一些石房址，内侧墙面涂抹层多已脱落，仅见裸露的石砌墙壁，容易使人误以为该类墙面直接裸露使用，实则不然，至少部分房址内部墙面经涂泥抹灰，形成厚厚的防护层（图五）。

门道一般宽约0.8米左右，应为独扇门，门口左侧多保留一块半埋于地下，边缘打制，顶部琢磨平整，中心置一圆窝的门轴石，屋门开启方向与现代生活习惯一致，于屋内时均为左向开门。个别门口保留有长条形且与墙体基本等宽的过门石，过门石与灶址平面基本平齐。

部分房址中间靠近门口位置留有近似圆形地面灶，边缘白灰勾缝，一些房址室内并未设置灶址，亦非住屋。

南北传统

天峰坪遗址房址除了上述所说的石砌建筑，还有一些半地穴房址，且存在一些打破关系，加之两者于同一平台对外围地面高度要求有别，至少表明天峰坪遗址同一阶地上残存的这两类房址并不属于同一阶段，且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建筑模式。石砌房址属于地面式建筑，其与夯筑或土坯这类地面式房址类似，居住面与外围地面落差较小，或基本持平，适合于梁峁、坮塬等平台修建；半地穴房址居住面与外围地面一般落差较大，适合建于山坡阶地和其它平台。

石砌房址是修建地面建筑的取向之一，目前多见于河套北部地区，在更接近中原的河套南部地区，地面建筑采用了一种中原常见的夯筑模式，如延安芦山峁大营盘梁顶部的院落主体均为夯土地面建筑，但在周围坡地还勘探发现大量窑洞；黄河东岸吕梁山中段的离石信义遗址亦是此类模式，坡地上发现集中规划的成组窑洞建筑群；这些以吕梁山中南部和延安为代表的河套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上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以往有学者称为小官道类型，在建筑传统上除倾向于掏挖窑洞外，地面建筑惯用夯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较早地接纳了来自中原的夯土技术。目前，该区域虽暂未见到石构建筑的发现，但也不排除南部亦存在这类地面建筑的可能。

河套北部地区的地面建筑在偏关天峰坪所处的阿善三期阶段，表现就很明确，习惯于石砌方式，时代略晚的白崖沟遗址亦更明确，该遗址虽有绵延数里的城墙，中心台地老玉墕顶部也修砌石构建筑，坡地上分布成排的窑洞；再晚一点的碧村小玉梁地点亦如此，除了石砌排房和护坡墙，周围坡地还发现个别白灰面房址，体现了一种地面式房址以砌筑为主，坡地设置窑洞的基本建筑格局，正好与南部地面房址以夯筑为主，坡地掏挖窑洞的习俗相呼应，形成南北两大传统。

这些传统及差异根本上还是该区域地理环境所致，当地居民利用大量存在的坡地和梁峁，因地就势，在发明了坡地窑居方式后，发挥坮塬优势，平地夯筑或砌筑房址，接近中原地区的河套南部较早采纳了来自南部的夯筑观念，北部地区更多采用的是平地砌筑方式。

择险而居

虽仅揭露了该遗址北面的一部分，其成群石砌建筑的文化景观亦可窥见一斑，如此石构建筑，其石料开采运输显非易事，然其遗址北侧50米处耸立的一座俗称大古寨的石山，暴露大量沉积的块状基岩，为遗址先民采石带来了天然的便利，该地点显然较其它易处凿山取石便捷许多，其石料质地、呈色亦与遗址所用材料无异，很难想象在天峰坪东定居的先民会弃之不用，而另觅它处（图六）。

图六   大古寨裸露的山体 （南-北）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遗址东部紧贴黄河岸边是天峰坪镇所在的天峰坪大坮塬，周边存在大片的坡地，地势弛缓，视野开阔，规模非该遗址所能及，在其地表和断面却不见这一时期遗存，显然天峰坪遗址古居民并不认为该地点是更佳的择居之处，而是偏好于东面关河环绕的南岸孤峁上。此处相较于天峰坪更加封闭，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三面沟谷，稍作拦截，即可营造一道牢固防线，当然采石便利也是一大优势。

类似这类择险而居的模式并非孤例，准格尔旗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塔等年代较为明确的早期石城均是如此，这也开创了北方石城借助沟壑天险，修筑墙体，形成封闭单元，具体微观聚落形态略有差异，即外围是否存在封闭的城墙亦或是独立的台城结构。

图七   萃峰禅林寨址远景

至今仍耸立于黄河岸边，南距天峰坪遗址8.5公里的偏关萃峰禅林寨址，其性质虽可能与之有别，但也为理解这类建筑择险而立的初衷提供了一个借鉴（图七）。该遗址是一处明代古寨，矗立于黄河东岸一座四面邻沟的孤峁上，面积不足5000平方米，依地势上下多采用石头包砌，出露地表形成内外两层寨墙，上下错列石券门洞，宽度不足1米，仅能容单人通过，经由东南寨门顺阶向上，进入寨内（图八）。

图八   萃峰禅林寨址寨墙及寨门（南-北）

天峰坪遗址是这类聚落模式的早期形式之一，其偏于一隅，择险而居，采石筑台，砌筑房屋的习俗，进一步开启了公元五千纪上半叶黄河两岸地区这类居址的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