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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大运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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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

黄河与大运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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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维系,千年辉煌

公元581年隋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家复归统一。其时,黄河下游河道经今河南荥阳、原阳、新乡、卫辉、滑县、濮阳,山东鄄城、莘县、阳谷、聊城、惠民、博兴等地,东注渤海。为加强京师长安与各地的联系,充分利用黄河的水源优势,进一步开凿运河,大力发展水上交通,把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运输至京师,成为隋王朝的一项急迫任务。

在灭南陈前的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征发山西、河南十三州兵丁,专门负责征运粮食事务,并沿黄河设置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转运粮食的仓库,为开发水运做好了前期准备。

隋初,政治中心仍在长安。由于渭河水量无常,泥沙淤积,时常阻塞漕运,开皇四年,杨坚命建筑专家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一条漕渠,自长安城西北引渭水,沿汉代漕渠故道向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千米,名为广通渠。开皇七年,又相继在今河南荥阳西北的河阴增筑了汴口堰,在扬州开凿了古运河山阳渎(亦称邗沟)。灭南陈之后,开皇十五年六月,隋文帝下诏“凿砥柱”,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整治。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漕运体系已现雏形。

与此同时,杨坚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到杨坚晚年,全国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积累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为此后大规模开发运河打下了基础。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政治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为发展南粮北运,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迫切需要改善黄河、淮河、长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于是,杨广登基不久,即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动工开凿了通济渠。

当时黄河南岸的漕运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到今镇江过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转入通济渠,沿黄河、渭河逆流而上,最后抵达长安。

通济渠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纽带,分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经过疏浚整治扩展而成,它西起洛阳西,以洛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顺洛水入黄河。东段的“引河通淮”工程十分艰巨,先是在黄河岸边的荥阳板渚与开封之间,对汉魏汴渠故道进行疏浚、扩宽、改建,引黄河水向东至开封,与原汴渠上游合流。开封以下与原汴渠分流,另开新渠,直趋东南,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泗县,江苏泗洪,至盱眙注入淮河。两段全长近1000千米,河渠宽50多米。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工程规模宏伟而浩繁。

也是在这年,杨广又征发淮南民工10余万人,疏浚扩建了山阳渎,北起江苏淮安,南到扬州,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的水上联系。至此,加之此前通航的江南运河,黄河南岸的大运河全部沟通。工程完工后,隋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庞大船队,往返于洛阳和扬州之间。

黄河南岸的运河安顿好之后,大业四年,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百余万名劳力,在黄河以北开凿了永济渠。这条运渠主要是在曹魏旧渠基础上,利用黄河支流沁河、淇河、卫河以及永定河等天然河道建成。具体路线是:向南引沁河与黄河连通,向北分出一部分沁河水与清河、白沟相接,经今汲县、浚县、内黄、大名、馆陶、德州、南皮、沧县等地,至天津附近折向西北,最后到达今北京市蓟城,全长约1000千米。

在短短6年间,隋炀帝相继改建、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与江南运河,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南至余杭、北抵涿郡的庞大水运交通线。这条大运河总长达2700多千米,水面宽30米至70米,史称隋唐大运河。

大业七年,隋炀帝自扬州乘龙舟进入永济渠,率大军赴涿郡攻高丽。出动战船5万多艘,水陆兵士7万人,征发江淮民夫及船只运送军粮,船队前后长达千余里。由此可见,当时永济渠通航能力之大。

在这条大运河中,黄河两岸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是最重要的两段。两渠有丰富的黄河水作通航水源,工程布局以洛阳为起点,呈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充分利用东低西高的特点,既节省开凿人力、物力,又便利通航畅达,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水利科学技术水平。

 

隋唐大运河形势图

 

隋唐大运河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8个朝代,通航长达720年。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大运河上商旅往返,舟船不绝,对于促进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但是沉重的劳役也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随着农民起义烽火连绵,隋王朝宣告灭亡。主持开通大运河的隋炀帝没能回到洛阳,最终崩于扬州。

到了唐代,运河漕运更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唐玄宗开元(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年间,随着京师长安人口急剧增长,关中平原的粮食与物品不足以支撑京师的日益繁华,对漕运的要求越发迫切,对隋唐大运河这条大动脉的依赖更加强烈。

唐时通济渠已改称汴渠,仍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锁钥。由于汴渠渠首连着黄河,靠近渠首的河道经常淤塞,为保持漕运通畅,唐代初期,每年都要征发附近州县的民工对渠口进行清淤疏浚。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朝廷征发河南府、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等地3万多人,由建筑专家范安主持,对郑州附近的板渚口旧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维护和开凿,运河漕运能力大为提高。

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黄河三门峡谷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即开元新河。水陆运使韦坚又主持修建了关中漕渠,自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沿着隋代漕渠故道向东,在永丰仓与渭水汇合。从此,江淮漕船可直抵长安,开创了隋唐大运河全程通运的新局面。据记载,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通过黄河、运河输送至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年漕运量的最高记录。

唐代的漕运辉煌局面持续了100多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汴渠疏浚陷入停滞状态。由于漕运废弛,关中缺粮,饥荒四伏。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奉旨接办漕运,一方面组织人力疏浚汴渠,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型漕船,一方面改革漕运体制,设立贮粮仓、中转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黄河船只不入渭水,大大提高了运粮效率。商贾往来,百货杂集,又呈现出一段繁盛局面。

唐末,黄河、汴河漕运多次因战乱而中断,汴渠废弃,江淮漕运断绝,不久唐王朝灭亡。

进入北宋,京城定于东京(今开封)。这是一个以水路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城内人口众多、商业密布。城内城外数十万人驻军、数百万户居民,需要保证粮食和物资供应。大力发展南北水运,成为当务之急。

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先后开凿、疏浚汴河、惠民河、广济渠,连同黄河,并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

宋时的汴河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它的流路与隋唐时基本相同,自今河南孟州引黄河水东流,至开封分为两股,经开封、杞县、民权、曹县、虞城、夏邑、永城、萧县,至江苏徐州汇入泗水。东南富庶地区的漕粮百货,均由该渠运往京城。

据《宋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朝廷规定“漕运四渠”的年运粮量,包括稻米、豆类、黄米、小米,共计550万石,其中汴河的年运粮量占到近七成;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汴河的年运粮量更猛增到700万石。汴河的开发利用,为沟通当时全国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文化融合以及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汴河作为黄河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地受到泥沙多、善淤积以及主槽摆动不定的严重影响。熙宁年间,开封以东的汴河淤积加剧,河床高出堤外地面4米多,严重影响了漕运引水。为保证汴河水量,北宋王朝下大功夫对引黄入汴口门进行疏浚治理。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为避开黄河浊流,堵塞引黄旧汴口,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之间的黄河滩地另开新渠25千米,引伊河、洛河清水入汴河,一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因水源不足,后来又恢复引黄河水为水源,汴河依旧淤积搁浅。

北宋末年,因战祸连绵,汴河堤岸多处决口毁坏,漕运渠系被废弃,隋堤烟柳盛景不再。“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干辙迹深”,南宋诗人洪迈的诗句,就是对当时运河衰败景象的真实写照。

 

聚散离合,休戚与共

13世纪末,元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时,黄河下游,流路经郑州、开封、尉氏、鄢陵、扶沟、陈州等地,沿颍河、涡河及徐州故道汇淮河入海。自宋末以来,历经宋、金、蒙长期战乱,加之黄河河道变迁剧烈,洪水灾害频仍。华北一带经济萧条,粮食物资贫乏,元京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的生活供给,都须从南方运来,重整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元尚未正式立国,就命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掌管诸路河渠,着手运河重建。之后,又命郭守敬查勘汶河、泗水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由于黄河南泛,开封、郑州一带原来的隋唐通济渠已经全线淤塞,疏浚恢复十分困难。大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的原隋唐运河基本完好。而淮安以上原泗水运道,可“借黄行运”到徐州,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沿汶河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新乡以下的永济渠河段一直畅通。剩下的问题,只须新开一条济宁至永济渠约200千米长的运道,即可实现从北京到杭州全线贯通。鉴于此,朝廷决计将运河改走山东,这样从江南至北京的距离将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三四百千米。

为此,从1283年至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花了10年时间,征发大批民工和军士对大运河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整修和新建。先后在山东、河北地区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形成了由通惠河、御河、会通河、济州河、旧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连接的南北大运河,流经今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6省市,全长1790千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结在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水运大动脉,史称“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线路示意图

 

这时的黄河,由于南下夺淮后长期分流,淤塞严重,决溢更加频繁。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的95年间,史书记载黄河决溢的年份达42年。有时,一年之中就决口十几处甚至几十处,数十州县受淹,洪灾之严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先后在曹县白茅堤、金堤决口,淹没河南、安徽、山东等地18个州县,泛滥多年未能得到治理,泛区百姓苦不堪言。同时,水势北侵,延伸至会通河,严重威胁着大运河的正常通行。

为了尽快堵塞黄河决口,使会通河免遭破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力排众议,以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山东15万民工与2万士兵,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贾鲁采取疏浚和堵塞并举的方法,并首次采用沉船法,加强刺水大堤和截河大堤的挑流能力,最终堵住了决口,黄河洪水对会通河的威胁得以解除。

在这次治理黄河过程中,贾鲁还从今郑州新密开凿了一条新的引水河道,经郑州、中牟向南到开封,而后通过古运河,至周口入淮河,人们把这条运河称为“贾鲁河”。贾鲁河开通后,使黄淮之间的漕运又迎来了一个繁荣高峰。

元统治不足百年,京杭大运河建成后尚未发挥很大作用,一代铁骑王朝即告灭亡。

明代继兴,明成祖朱棣即位迁都北京后,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减轻税负,开创了天下大治的新局面。面对黄河连年为患的形势,为了保证南粮北调持续进行,明王朝廷决计对黄河与大运河进行统筹治理。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昭发河南民工10万,由工部尚书宋礼总负责,会同兴安伯徐亨、刑部侍郎金纯等,通过加固堤埽、疏浚河道、堵塞决口、消杀水势等一系列措施,黄河自封丘金龙口,至鱼台、汶水,经徐州、吕二洪南入于淮河,基本恢复了明初的河道。

接着,朝廷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16万余民工,命宋礼等人组织大规模疏浚修治济宁到临清近200千米的会通河。由于汶上县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济宁3米多,爬坡上行,水源不足,时常干涸,加之河岸狭窄,难以通行重载船只。宋礼在现场勘察中,幸遇“汶上老人”白英,这位民间治水专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理方案,得到宋礼的采纳。据此,破除了元代修建的罡城坝,在汶水下游东平县戴村筑起一座拦河坝,拦截汶水南流,使水流集中到济宁以北地势最高的南旺,在此三分南注,七分北流,创造了戴村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从而妥善解决了运河行水不畅的问题。同时,又在会通河沿线新建、改建了一些闸门。整个工程,历时200余天,经过修建整治,蓄水深度满足了通航要求。

京杭大运河按其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征,分为闸河段、湖区段、天然河段与河运交汇段。在徐州至清河的河运交汇段,利用的是黄河河道,黄河运河复杂交织,由于经常受黄河向北决口的干扰,漕运时通时塞。对此,明王朝既害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河,又想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水量。黄河与运河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令人十分头疼的事情。

为了破解这一严重困局,明代采取“遏黄保运、引黄济运”的策略,在黄河北岸陆续修起了长堤,基本实现了防止黄河向北泛滥的目标,但如何保持徐州以下“借黄运道”畅通,仍是十分棘手的难题。特别是嘉靖年之后,黄河决口泛滥集中于徐州附近,运河不是被黄河决口冲毁,就是黄河脱离了运河。为此,历任治河大员组织修筑堤防,堵塞决口,疏浚河道,治河战役一个接一个,忙得焦头烂额,这一难题长期不得其解。

后来,明王朝决定另开新的河道,彻底避开黄河之险。先后在山东昭阳湖东至江苏沛县之间,实施了黄运分离的新运河与泇口运河工程。经过改建,大批漕船沿着新运河北上,漕运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漕船12000艘,运送米粮400万石、军士12万人。

明末年,开封守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互相扒开黄河大堤,冲淹对方,致使开封城内34万人死亡。黄河口门尚未堵合,明已亡。

进入清代,朝廷尤为重视黄河与漕运治理。清初,黄河决口堵塞后,大河回归故道,经河南开封、兰考、商丘、虞城,山东曹县、单县,安徽砀山,江苏徐州、丰县、沛县、萧县,睢宁、宿迁、桃源,东经淮阴与淮河汇合,在云梯关入黄海。

 

清代漕运景象雕塑图

 

康熙年间,利用当时淮河高而黄河低的特点,采用“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堵塞黄河和高家堰决口60多处, 筑徐州以下至云梯关南北岸大堤800里,在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处的清口,开挖引河,修筑挑水坝,“飞挽迅利,而地方宁息”,解除了黄河淤积倒灌清口之忧。继而新建张庄运河口,开凿中河漕运工程,避开了近百千米黄河险峻河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黄河对运河的不利影响。云梯关以下马家港,实施了黄河河口段改道工程。至此,京杭大运河结束了“借黄行运”的历史,漕运通行无阻。

在此期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巡视,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实地体察黄河灾情,及时掌握漕运境况,彻查河政贪腐弊端,审视治河策略成效。他曾亲题《阅河堤作》诗曰:“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樯,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表达对治理黄河与漕运,实现国泰民安的急迫心情。

乾隆年间,在前代基础上,维护、增修十字河竹络坝、刘老涧石坝、王营减坝、御坝木龙、杨庄运河口、骆马湖闸坝等,进一步完善了漕运工程。

明至清中叶,是京杭大运河的鼎盛时期,依赖这条漕运大动脉,江浙地区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京。当时的年漕运量平均达400万石,最高年份达到800万石,几乎是京城100万人一年的全部需求,故有“运河一日不通,京城万分惊恐”之说。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朝廷腐败、官吏贪腐,漕运由治而乱,衰像已现。至清末,国家内忧外患,黄河形势日趋恶化,运河漕运基本中断。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被淤废。随着后来海运发展和铁路的兴起,至民国时期,京杭大运河曾经“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盛景,最终在历史大潮中湮没无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的大运河经过整修再现生机。部分河段经过拓宽疏浚与裁弯取直,并新建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明显改善,季节性通航里程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可行驶500吨位的船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杭大运河江南部分河段恢复航运的情景

 

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开工,京杭大运河成为从长江下游逐级提水北送至天津的重要通道。在山东位山,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地下隧洞方式穿过黄河,成为连接黄河两岸输水干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时隔数百年,黄河与大运河再次握手,为人民造福。

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全长达2000千米,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杰出才能。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以建造历史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华民族的这份宝贵遗产,被庄重地推向了全世界。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