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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

黄河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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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

洪水肆虐四千年黄河的以往,是以善淤、善决、善于迁徙闻名于世的。古有所谓“黄河百害,惟有一利”之说。“一利”是指河套地区(今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水利,“百害”则主要是指黄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传说帝尧时代黄河就有一个“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时期。尧舜时代,大约距今5000年至45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丰沛,黄河下游经常出现洪水泛滥现象。“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声势浩大的黄河洪水,奔腾四溢,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高陵,浩浩漭漭,波浪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臣民们都盼望有谁能治服洪水,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这一时期黄河洪水泛滥的范围主要在下游,可能还包括中游部分地区。在商代,频繁地迁移国都,据说也与黄河洪水泛滥有关。战国魏襄王十年(公元前309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外廓城”,这是有史以来河决为患的第一次文字记录。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决通川防”,使黄河下游的河道、堤防归为统一。从此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在两岸堤防约束之下,泥沙淤积严重,洪水决溢之害不绝于书。从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算起,至民国27年(1938年)郑州花园口扒口止,2106年间,黄河决溢的年份共计有380个,平均5. 5年就有一个洪灾年。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此2106年之间,黄河决溢达1590次以上,平均不到1.5年一次。习称旧日黄河三年两决口,其根据就在这里。

黄河洪水决溢,灾害严重,尤其是黄河下游,浸禾稼、没民田、毁庐舍、漂人畜,许多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黄河治水

锯说帝尧曾命鲧平治黄河洪水。鲧治水9年,没有成功舜取代了尧的统治地位以后,“殛鲧于羽山”,处死或言流放解。羽山脚下。羽山,在今江苏赣榆县一带,一说在今山东蓬莱其境。随后又命鲧的儿子禹接替父亲的事业,继续平治洪水。萬受命以后,“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可以想见,禹在外治水是十分艰难的,也是十分辛苦的。十数年不敢回家一次, 甚至路过家门口都不敢进去看上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现存山东嘉祥县武梁祠汉画像石刻中禹的画像,头戴斗笠,手执来锸,颇具先王之风。

治河工程技术

一、 筑堤治水

人们筑堤治水,起源是很早的。古代的治水文献中,有共工氏“理防百川,堕高堙康”、“鯀障洪水”和禹“陂障九泽”之说。早在4000年前夯筑技术已广泛被采用,修筑堤防的条件是具备的,共工、鲧、禹,采用夯筑的办法筑堤治水之事当不虚安。另据考证,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关于商王治河修筑堤防的记述中,说明商王朝也曾有过筑堤治水的活动。春秋战国是黄河堤防大发展的时期,此后秦、汉、唐、宋以迄于今,筑堤治河久盛不衰。筑堤治水、防止河水泛滥是极为有效的,尤其是堤防与埽坝的联合运用,抗御洪水的能力就更加强大。因而,筑堤防患是历史上最主要的治河方略之一,历代治河专家都喜爱采用它。

二、分流杀势

分流治河,也是重要的治理方略之一,据说是禹最先采用它治河,并且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分流治水思想的产生还要更早。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期和龙山文化期,人们从山林走向河公平原,谷物农业有定的发展之后, 为了防止水患,便开始在居住地周围和田间修建排水工程。1979 年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有陶质的地下排水管道,据测定为4300年前的遗物,其建造年代正为龙山文化晚期。分流治河的基本思想是排,即分泄以杀水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分泄,西汉冯逡主张开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是分泄,北宋李垂建议滑州以下开渠将大河分为六股自然也是分泄。历史上采用分流杀势的实例,在汉有屯氏河分水,在宋有二股东流与北流分水,在明初有曹州双河口分流人运,景泰年间有徐有贞开广济河分水入运,弘治二年以后又采用南岸多支分流的办法以减轻北岸的冲决。历史的实践证明,分流杀势的治河方略,只要运用得当,也可以收一时之效。

三、 蓄洪减势

序号减势的主导思想是蓄,但最终的目的与分流杀势一样,即通过分减正河的洪水以减轻洪水对正河的威胁。蓄洪减水的方法起源甚早,所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就是利用低洼地带或水域沼泽为大河蓄出供减水。《尚书.禹贡》中的“大陆既作、雷夏既泽”、“荥泽既猪及“九泽既陂”等,俱系指蓄洪工程而言。在先秦诸多的著作中例如《周礼》、《管子》、《荀子》等,都有“安水藏”之类的记载。

四、 人工改道

黄河长时期沿着一条河道流经,由于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浅涩,泄洪能力降低,遇有洪水便易生灾患。历史上许多人为减少  黄河河患,时常提出为黄河缔遣新槽,令其弃旧从新,改行新槽。西汉武帝时有齐人延年建议,“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大约要自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另开一河,引黄河东流,直接注入渤海。继齐人延年之后,成帝时的孙禁,成哀之际的贾让以及王莽时的王横等,也都提出过改道的主张。

五、 以水攻沙

以水攻沙方略,最早提出者是西汉末年的张戎。张成认为,"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他提出“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意思是说,水流本身具有向下侵蚀、冲刷的特性,要使大河具有足够的水量,以保持其冲刷河床的能力。如此则河床自会由浅变深,行水浚利,决溢之患自然可以免除。到了明代,进而发展为以堤東水,以水刷沙。大约在明隆庆末或万历初,河南虞城位读书人提出,“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两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其后万恭、潘季驯等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使这一方略在理论 上逐步得到充实。万恭提出,“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这里的专,即专一,也就是合流的意思。潘季驯也提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又说,“筑堤東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当然,束水攻沙,重要的是在于固堤。“固堤,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清代的靳辅、陈潢张伯行、丁恺曾等均奉行束水攻沙方略,尤其是靳辅和陈潢,在理论上还作出许多贡献。

六、上拦下排,两岸分滞

长时期的治河实践证明,单靠某一种治河方略一无论哪一种一虽能取得 一时之效,却无法使黄河长治久安。欲达到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使黄河由害河变为利河的目的,必须采取多种治理措施实施综合治理。历史上也曾有过两三种治理措施结合使用的实例,如禹一方面疏导九河,同时又“导菏泽、被孟猪";贾鲁治河时,采用疏、浚、塞三种方法同时施治;潘季驯力主束水攻沙,他一方面坚筑两岸的遥堤、缕堤、格堤束水,另一方面选择崔镇口、陵城、安娘城等地修建滚水坝,以备大河盛涨时泄洪减水。由于时代和科技水平的限制,所有这些还称不上综合治理,真正的综合治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旧有的堤防埽坝工程尚待修复,新的防洪工程还没有建立,为了防止决溢,暂时采用“宽河固堤”的方略。此后不久将治河方略改为“蓄水拦沙”,在强化下游防洪工程的同时,积极修建上中游拦洪工程一三门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 鉴于三门峡水库淤积严重,“蓄水拦沙”又改为“滞洪排沙”,治河方略相应改变为“拦(拦蓄洪水泥沙)、排(排洪排沙入海)、放(放淤改土)”,其主导思想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小型为主,辅以必要的中型和大型骨干工程,积极控制水、沙,防洪、发电、灌溉、淤地等综合利用。1975年为防御黄河特大洪水,又提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新的治理方略来。要在三门峡以下增建干、支流拦洪工程,改建原有的滞洪区,提高分洪能力,加大下游河道的泄水能力,排洪入海。“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是多项措施综合治理的治河方略,综合了堤防、河道、滞洪区、水库和大面积水土保持等治理措施,因而其治理作用是其它任何一种治理方路所无法比拟的。

灌溉

先秦两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河流域其在原始社会末期当 人类一只脚已踏进阶级社会时,就创造了农田水利工程。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被人们视做灌溉农业的萌芽。进入商周以后,引黄灌溉得到初步发展。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田、田、围、田等象形文字和《诗经》中“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原险既平,泉流既清”等朗朗上口的诗句,都让后人看到了一幅黄河两岸部分农田中灌渠纵横的画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器应用的渐渐推广,尤其是秦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把黄河流域的灌溉事业推进到了兴建大型工程,形成大型灌溉网的新时期。关中水利滋育了繁荣的汉代长安文化,河套、陇西的灌溉渠系组成了一座水上“长城”,使砌砖的长城有了坚守的经济后盾。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韩国为了阻止秦国的东向发展,在武力不是对手的情况下,想出了“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劝说秦兴建长达300余里的水利灌溉工程,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使其疲于土木之功,无暇东顾。秦果然中计了,施工中途秦发现了韩国的计谋,欲杀郑国,郑国说水渠的兴建只能延长韩国数年寿命,而对于秦则是万世之功。秦认为有理,仍命郑国继续主持工程,整个工程前后历经十数年终于完工,渠成以郑国命名。

郑国集所经的关中平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区,但这里大陆性的气候特点所带来的春旱缺水,对农业生产常造成威胁,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大大缓解了旱情,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郑国渠兴建之后,全部灌区面积达4万余顷,富含有机质的泾河河水淤灌着大片农田,原来瘠薄的渭北平原变成了有丰无欠的沃壤,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魏晋南北朝

黄巾军起义后直到隋统一的400年间,黄河流域政权林立,此兴彼伏,动荡分裂,灌溉农业大受破坏。然而也有个别雄君明主在征战厮杀的同时,谋划着农田水利的复兴。得水利者,得天下。曹魏西晋灭蜀平吴,前秦、北魏统一北方,北周统一全国,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灌溉农业的恢复。隋唐这个中号国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使黄河流域的农田灌溉事业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关中“八水绕长安”,养育出唐朝一代风骚。灌溉范围的扩生大,灌溉工程技术的进步,灌溉管理制度的完善,都在黄河灌溉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早在北方统一之前,北魏就以当时所控制的河套地区为经营重点,首先在五原至棚阳之间挖了一条长70里的渠道,建成了南北宽20里的灌溉区,北方统一后,河套的水利事业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河套的水利工程在前后套各自形成一套体系。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薄骨律镇(宁夏境内)守将刁雍走马上任,他对辖区内农业生产与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出了“欲育民丰国,必事大田”的结论。当地历来“引河为用”,可前朝旧有的灌溉渠系,因黄河水文条件的变化,已难自流引水。于是刁雍建议在旧引水渠口之下,黄河西岸另开40里引水渠道,再与干渠相接,解决灌区水源问题。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计划,4000多人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开凿了新的引水口,并修复了240里的干渠,周围4万余顷农田都变成了水浇地。刁雍还十分注意作物需水量的变化与调剂,他总结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合理灌溉,保证作物丰产的经验。在他的细心管理之下,薄骨律镇变成了“官课充足,民亦丰瞻”的富庶地区中。后套的引黄灌溉工程主要有两处,一处在黄河南岸沃野镇附近,从镇南汉临戊县故城引河水北流,过沃野镇向东,淤灌了渠两岸农田。另一处在今包头市一带,渠长70里,灌区南北宽20里。

宋西夏金元时期

宋西夏金元时期的黄河灌溉事业,以北宋的经营成就最大。王安石的变法推动灌溉农业‘较唐代又有了突出的发展,如关中灌区的扩建。尤其是引黄淤灌,打破了以前灌溉农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上游的格局,下游地区也获得了黄河的水利。王安石因此在黄河灌溉史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

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全国人口已达4.1亿,耕地面积达0.73亿hm2,复种指数达110%,这些均得益于水利工程和水文化的发展。如元代屯田,不仅在西北,而且还扩展到东北和西南边疆。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更把荆江大堤连成整体,又修筑武汉市堤、黄广大堤,以及安徽同马大堤和无为大堤,康熙和雍正年间,又拨专款修筑湖广堤围,修堤围垦极盛,即“湖广熟,天下足”。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中,都有很多有关水的精彩描述。水文化充分反映了封建盛世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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