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利

防洪

洪水肆虐四千年黄河的以往，是以善淤、善决、善于迁徙闻名于世的。古有所谓“黄河百害，惟有一利”之说。“一利”是指河套地区(今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水利，“百害”则主要是指黄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传说帝尧时代黄河就有一个“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时期。尧舜时代，大约距今5000年至45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丰沛，黄河下游经常出现洪水泛滥现象。“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声势浩大的黄河洪水，奔腾四溢，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高陵，浩浩漭漭，波浪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臣民们都盼望有谁能治服洪水，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这一时期黄河洪水泛滥的范围主要在下游，可能还包括中游部分地区。在商代，频繁地迁移国都，据说也与黄河洪水泛滥有关。战国魏襄王十年(公元前309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外廓城”，这是有史以来河决为患的第一次文字记录。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决通川防”，使黄河下游的河道、堤防归为统一。从此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在两岸堤防约束之下，泥沙淤积严重，洪水决溢之害不绝于书。从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算起，至民国27年(1938年)郑州花园口扒口止，2106年间，黄河决溢的年份共计有380个，平均5. 5年就有一个洪灾年。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此2106年之间，黄河决溢达1590次以上，平均不到1.5年一次。习称旧日黄河三年两决口，其根据就在这里。

黄河洪水决溢，灾害严重，尤其是黄河下游，浸禾稼、没民田、毁庐舍、漂人畜,许多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黄河治水

锯说帝尧曾命鲧平治黄河洪水。鲧治水9年，没有成功舜取代了尧的统治地位以后，“殛鲧于羽山”，处死或言流放解。羽山脚下。羽山，在今江苏赣榆县一带，一说在今山东蓬莱其境。随后又命鲧的儿子禹接替父亲的事业，继续平治洪水。萬受命以后，“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可以想见，禹在外治水是十分艰难的，也是十分辛苦的。十数年不敢回家一次， 甚至路过家门口都不敢进去看上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现存山东嘉祥县武梁祠汉画像石刻中禹的画像，头戴斗笠，手执来锸，颇具先王之风。

治河工程技术

一、 筑堤治水

人们筑堤治水，起源是很早的。古代的治水文献中，有共工氏“理防百川，堕高堙康”、“鯀障洪水”和禹“陂障九泽”之说。早在4000年前夯筑技术已广泛被采用，修筑堤防的条件是具备的，共工、鲧、禹，采用夯筑的办法筑堤治水之事当不虚安。另据考证，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关于商王治河修筑堤防的记述中，说明商王朝也曾有过筑堤治水的活动。春秋战国是黄河堤防大发展的时期，此后秦、汉、唐、宋以迄于今，筑堤治河久盛不衰。筑堤治水、防止河水泛滥是极为有效的，尤其是堤防与埽坝的联合运用，抗御洪水的能力就更加强大。因而，筑堤防患是历史上最主要的治河方略之一，历代治河专家都喜爱采用它。

二、分流杀势

分流治河，也是重要的治理方略之一，据说是禹最先采用它治河，并且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分流治水思想的产生还要更早。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期和龙山文化期，人们从山林走向河公平原，谷物农业有定的发展之后， 为了防止水患，便开始在居住地周围和田间修建排水工程。1979 年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有陶质的地下排水管道，据测定为4300年前的遗物，其建造年代正为龙山文化晚期。分流治河的基本思想是排，即分泄以杀水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分泄，西汉冯逡主张开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是分泄，北宋李垂建议滑州以下开渠将大河分为六股自然也是分泄。历史上采用分流杀势的实例,在汉有屯氏河分水，在宋有二股东流与北流分水，在明初有曹州双河口分流人运，景泰年间有徐有贞开广济河分水入运，弘治二年以后又采用南岸多支分流的办法以减轻北岸的冲决。历史的实践证明，分流杀势的治河方略，只要运用得当，也可以收一时之效。

三、 蓄洪减势

序号减势的主导思想是蓄，但最终的目的与分流杀势一样，即通过分减正河的洪水以减轻洪水对正河的威胁。蓄洪减水的方法起源甚早，所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就是利用低洼地带或水域沼泽为大河蓄出供减水。《尚书.禹贡》中的“大陆既作、雷夏既泽”、“荥泽既猪及“九泽既陂”等，俱系指蓄洪工程而言。在先秦诸多的著作中例如《周礼》、《管子》、《荀子》等，都有“安水藏”之类的记载。

四、 人工改道

黄河长时期沿着一条河道流经，由于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浅涩，泄洪能力降低，遇有洪水便易生灾患。历史上许多人为减少  黄河河患，时常提出为黄河缔遣新槽，令其弃旧从新，改行新槽。西汉武帝时有齐人延年建议，“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大约要自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另开一河，引黄河东流，直接注入渤海。继齐人延年之后，成帝时的孙禁，成哀之际的贾让以及王莽时的王横等，也都提出过改道的主张。

五、 以水攻沙

以水攻沙方略，最早提出者是西汉末年的张戎。张成认为，"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他提出“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意思是说，水流本身具有向下侵蚀、冲刷的特性，要使大河具有足够的水量，以保持其冲刷河床的能力。如此则河床自会由浅变深，行水浚利，决溢之患自然可以免除。到了明代，进而发展为以堤東水，以水刷沙。大约在明隆庆末或万历初，河南虞城位读书人提出，“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两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其后万恭、潘季驯等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使这一方略在理论 上逐步得到充实。万恭提出，“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这里的专，即专一，也就是合流的意思。潘季驯也提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又说，“筑堤東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当然，束水攻沙，重要的是在于固堤。“固堤，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清代的靳辅、陈潢张伯行、丁恺曾等均奉行束水攻沙方略，尤其是靳辅和陈潢，在理论上还作出许多贡献。

六、上拦下排，两岸分滞

长时期的治河实践证明，单靠某一种治河方略一无论哪一种一虽能取得 一时之效，却无法使黄河长治久安。欲达到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使黄河由害河变为利河的目的，必须采取多种治理措施实施综合治理。历史上也曾有过两三种治理措施结合使用的实例，如禹一方面疏导九河，同时又“导菏泽、被孟猪";贾鲁治河时，采用疏、浚、塞三种方法同时施治;潘季驯力主束水攻沙，他一方面坚筑两岸的遥堤、缕堤、格堤束水，另一方面选择崔镇口、陵城、安娘城等地修建滚水坝，以备大河盛涨时泄洪减水。由于时代和科技水平的限制，所有这些还称不上综合治理，真正的综合治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旧有的堤防埽坝工程尚待修复，新的防洪工程还没有建立，为了防止决溢，暂时采用“宽河固堤”的方略。此后不久将治河方略改为“蓄水拦沙”，在强化下游防洪工程的同时，积极修建上中游拦洪工程一三门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 鉴于三门峡水库淤积严重，“蓄水拦沙”又改为“滞洪排沙”，治河方略相应改变为“拦(拦蓄洪水泥沙)、排(排洪排沙入海)、放(放淤改土)”，其主导思想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小型为主，辅以必要的中型和大型骨干工程，积极控制水、沙，防洪、发电、灌溉、淤地等综合利用。1975年为防御黄河特大洪水，又提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新的治理方略来。要在三门峡以下增建干、支流拦洪工程，改建原有的滞洪区，提高分洪能力，加大下游河道的泄水能力，排洪入海。“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是多项措施综合治理的治河方略，综合了堤防、河道、滞洪区、水库和大面积水土保持等治理措施，因而其治理作用是其它任何一种治理方路所无法比拟的。

灌溉

先秦两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河流域其在原始社会末期当 人类一只脚已踏进阶级社会时，就创造了农田水利工程。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被人们视做灌溉农业的萌芽。进入商周以后，引黄灌溉得到初步发展。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田、田、围、田等象形文字和《诗经》中“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原险既平，泉流既清”等朗朗上口的诗句，都让后人看到了一幅黄河两岸部分农田中灌渠纵横的画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器应用的渐渐推广，尤其是秦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把黄河流域的灌溉事业推进到了兴建大型工程，形成大型灌溉网的新时期。关中水利滋育了繁荣的汉代长安文化，河套、陇西的灌溉渠系组成了一座水上“长城”，使砌砖的长城有了坚守的经济后盾。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韩国为了阻止秦国的东向发展，在武力不是对手的情况下，想出了“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劝说秦兴建长达300余里的水利灌溉工程，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使其疲于土木之功，无暇东顾。秦果然中计了，施工中途秦发现了韩国的计谋，欲杀郑国，郑国说水渠的兴建只能延长韩国数年寿命，而对于秦则是万世之功。秦认为有理，仍命郑国继续主持工程，整个工程前后历经十数年终于完工，渠成以郑国命名。

郑国集所经的关中平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区，但这里大陆性的气候特点所带来的春旱缺水，对农业生产常造成威胁，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大大缓解了旱情，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郑国渠兴建之后，全部灌区面积达4万余顷，富含有机质的泾河河水淤灌着大片农田，原来瘠薄的渭北平原变成了有丰无欠的沃壤,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魏晋南北朝

黄巾军起义后直到隋统一的400年间，黄河流域政权林立，此兴彼伏，动荡分裂，灌溉农业大受破坏。然而也有个别雄君明主在征战厮杀的同时，谋划着农田水利的复兴。得水利者，得天下。曹魏西晋灭蜀平吴，前秦、北魏统一北方，北周统一全国，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灌溉农业的恢复。隋唐这个中号国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使黄河流域的农田灌溉事业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关中“八水绕长安”，养育出唐朝一代风骚。灌溉范围的扩生大，灌溉工程技术的进步，灌溉管理制度的完善，都在黄河灌溉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早在北方统一之前，北魏就以当时所控制的河套地区为经营重点，首先在五原至棚阳之间挖了一条长70里的渠道，建成了南北宽20里的灌溉区，北方统一后，河套的水利事业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河套的水利工程在前后套各自形成一套体系。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薄骨律镇(宁夏境内)守将刁雍走马上任，他对辖区内农业生产与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出了“欲育民丰国，必事大田”的结论。当地历来“引河为用”，可前朝旧有的灌溉渠系，因黄河水文条件的变化，已难自流引水。于是刁雍建议在旧引水渠口之下，黄河西岸另开40里引水渠道，再与干渠相接，解决灌区水源问题。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计划，4000多人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开凿了新的引水口，并修复了240里的干渠，周围4万余顷农田都变成了水浇地。刁雍还十分注意作物需水量的变化与调剂，他总结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合理灌溉，保证作物丰产的经验。在他的细心管理之下，薄骨律镇变成了“官课充足，民亦丰瞻”的富庶地区中。后套的引黄灌溉工程主要有两处，一处在黄河南岸沃野镇附近，从镇南汉临戊县故城引河水北流，过沃野镇向东，淤灌了渠两岸农田。另一处在今包头市一带，渠长70里，灌区南北宽20里。

宋西夏金元时期

宋西夏金元时期的黄河灌溉事业，以北宋的经营成就最大。王安石的变法推动灌溉农业‘较唐代又有了突出的发展，如关中灌区的扩建。尤其是引黄淤灌，打破了以前灌溉农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上游的格局，下游地区也获得了黄河的水利。王安石因此在黄河灌溉史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

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全国人口已达4.1亿，耕地面积达0.73亿hm2，复种指数达110%，这些均得益于水利工程和水文化的发展。如元代屯田，不仅在西北，而且还扩展到东北和西南边疆。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更把荆江大堤连成整体，又修筑武汉市堤、黄广大堤，以及安徽同马大堤和无为大堤，康熙和雍正年间，又拨专款修筑湖广堤围，修堤围垦极盛，即“湖广熟，天下足”。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中，都有很多有关水的精彩描述。水文化充分反映了封建盛世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